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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琛体育足球比分:“以審判為中心”制度下公檢法關系 的準確定位

作者:葛雪媚   信息來源:本站原創   發布時間:2016-06-17   瀏覽次數:5931 [打印此頁 關閉此頁]

8月1日足球比分 www.aiddi.icu 論文提要:

“以審判為中心”制度的提出,是國家對近年來出現的冤錯案件的制度回應。應該說提出以審判為中心并沒有對憲法、法律進行修改,而是在現有的憲法、法律規定下對一貫形成的公檢法關系的一種調整,是對現有憲法、法律的一種重申和明確,為公檢法三機關加強和改進工作指明了方向。是國家從訴訟制度上對公檢法關系的進一步明確以確保刑事案件得以正確審理的決心,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影響是巨大的,特別是處于制度之內的公檢法三機關,需要重新進行準確的定位,才能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一項制度改革可能需要法律,乃至憲法作出修改才能最終完成,但這需要長久的時間,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已經提出并付諸司法實踐。因此本文的重點在于著眼現有的法律規定,結合公檢法關系的現狀和“以審判為中心”制度帶來的挑戰,去探討“以審判為中心”制度下公檢法關系的如何準確定位。全文7670字。

 

 

 

正文:

過去的一年,12個被糾正的冤假錯案,無疑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個坐標。[①] 一個冤錯案件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不僅對當事人不公,在網絡媒體發達的今天,對人民群眾信法、守法是一個嚴重的打擊,甚至是對司法公信力的懷疑。如何讓人民群眾繼續相信法律、遵守法律,最終信仰法律,保持社會的發展穩定,是當前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面臨的一個難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本褪且又貧雀母鍔掀平饉痙ɑ氐哪煙?,發揮審判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中心作用。公安、檢察、法院必須順應司法制度的改革發展,才能使“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落到實處。

一、“以審判為中心”制度的實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鋇?35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薄噸謝嗣窆埠凸淌濾咚戲ā返?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比妨⒘斯旆ü叵凳恰胺止じ涸?,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在此基礎之上,我國學者形成了“訴訟階段論”,認為刑事訴訟是一種按照法定程序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進行認定的過程,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在這一過程中是處于平行地位的“三道工序”,它們對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它們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地位并無位階之分。[②]從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看,法院與公安機關的互相制約并不直接,與一般認為的審判中心的司法令狀原則存在較大的差距,在現有法律規定層面是難以得出以審判為中心的結論。

在現行憲法、刑事訴訟法不修改的情況下,進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如何改?黨的《決定》立足于現有國情提出:“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に呷?、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筆導噬鮮且恢值貢浦貧?,要求偵查、起訴都必須嚴格按照審判的標準,發揮審判程序的終局裁斷功能和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由于我國公安機關偵查權的膨大和檢察院起訴權、法院審判權對偵查權的依賴,造成了“偵查中心主義”的情況。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把刑事訴訟程序定位為以偵查為中心,也沒有任何一位學者堅持刑事訴訟程序以偵查為中心?!罷觳櫓行鬧饕濉弊魑桓齦拍畋惶岢?,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思我國刑事訴訟構造的結果。[]

“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便是為了改變“偵查中心主義”的局面,其實質是強調強調審判的中心地位,要求整個刑事訴訟過程包括偵查、起訴、審判是以審判為中心來展開,偵查、起訴等活動是為審判作準備,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又是以法庭審判為中心,審判具有最終性的關鍵作用,只有經過審判才能對被告人定罪量刑。但必須注意的是,以審判為中心并非以法院為中心,公檢法的主體地位和分工職責并沒有發生變化。

二、公檢法關系的現狀和問題

(一)配合有余,制約不足

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不僅是一項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也是公檢法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應當遵守的一項憲法原則,在實際工作中,公檢法均能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各司其職,基本沒有出現越權或者權力缺位的現象,但卻是配合有余,制約不足。公檢法能夠通過聯席會議的刑事共同研究制定本地區的相關辦案規定,以會議紀要或者文件方式統一執法標準。對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進行會商,研究案件定性等問題。法院、檢察院與公安機關聯合或者配合公安機關進行有階段、有重點的專項打擊活動。檢察院還會就個案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以提前介入的方式引導偵查取證。公檢法的配合對于保證整個形勢訴訟程序的順暢和高效打擊犯罪有著重要的作用,但帶來的弊端就是刑事訴訟法賦予了公安機關在刑事偵查過程中除了逮捕外強大的自偵措施決定權。當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出現瑕疵而又未達到違法行為時,檢察院和法院如何對其進行制約。縱觀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院是通過行使批捕權,審查起訴權,立案監督、追捕追訴、糾正違法等監督手段進行制約。當公安機關或者民警個人對檢察院提出的意見置若罔聞時,檢察院往往難以有進一步的強制措施保證制約和監督取得明顯成效。檢察院的案件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權可以說是對公安機關先前偵查取證行為的制約,但公安機關收到退查的案件后,等到補充偵查期限快到時,以一紙不知真假的情況說明重新將案件移送給檢察院,案件證據絲毫不變。而法院對于公安機關更是沒有直接制約的手段,雖然法院能夠行使審判權宣告被告人無罪或者與公安機關起訴意見的不同,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公安機關批準逮捕,公安機關偵查人員便會覺得案件已經完成,加上其他案件要辦理,此后的整個訴訟過程,偵查人員往往不會關注案件的后續處理情況,除非是受到特別關注的案件。在此意義上可以講,法院對公安機關的制約是不存在的。

法院的制約是針對檢察院進行的,包括無罪判決、對部分犯罪事實的認定與否、案件的定性等。由于同為司法機關,當檢察院起訴的案件可能判無罪時,法院不會直接下判決,而是會與檢察院進行會商,至少是告知。檢察院出于聲譽或者考核的需要,在案件可能判決無罪時基本上會撤回起訴,而對于改變犯罪事實和案件定性,因為仍是有罪判決,對于檢察院的影響并不大,所以沒有無罪判決那么重視。檢察院對于法院的制約表現在抗訴權和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檢察院刑事抗訴權有著嚴格的規定,對于抗訴標準,除了明顯錯誤的判決,有爭議的判決因為難以把握抗訴標準,檢察院往往是不會提出抗訴,而明顯錯誤的判決實際上少之又少,所以有時候一個基層檢察院一年都沒有提出抗訴的案件。檢察院對于法院審判活動的監督制約,由于沒有強制力和礙于兩家的關系,除了明顯違法,否則不會正式提出。所以說在司法實踐中,法院與檢察院更多的也是呈現出配合的態勢,制約的力度相對要弱化很多。公安機關不與法院直接發生關系,因為現行司法體制實行“偵審阻斷制”,切斷了公安機關與法院在業務上直接發生聯系的可能性。[④]也就導致公安機關不可能對法院產生制約。

(二)行政體制影響下的配合

上面分析的公檢法配合是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和實踐而言,這里的配合是從現行行政體制而言。在單位行政級別上,法院、檢察院比同級公安機關要高,在基層或者市一級公安機關負責人由該地區的政府副職甚至是常委擔任,保證公安機關負責人有足夠的級別和地位與法院、檢察院的負責人對話,而且公安機關的負責人在當地領導排名中往往前于法院、檢察院的負責人。雖然政法委對個案的干預和協調已經被黨中央禁止,但受此行政體制的影響,公安機關負責人在與法院、檢察院的協商時會提出命令式的要求,至是少了政法委的協調。加上刑事訴訟法賦予公安機關除了逮捕外強大的自我決定的偵查權,公安機關可以說是獨大的。在文革期間,只有公安機關而沒有法院和檢察院,公安機關一貫以來的獨大形象的影響也難以一下消除。從行政也就容易出現法院、檢察院應公安機關的要求而配合的情況。如廣東省公安廳去年的打擊食品藥品犯罪等六個專項行動,今年打黑惡勢力和兩搶一盜等專項行動,都在公安系統內進行頻繁的排名,公安機關負責人為了能夠獲得好名次,根據專項行動的考核標準找到法院、檢察院商討尋求支持,以獲得更高的分數。法院、檢察院出于各種因素的考慮也會答應配合公安機關的專項行動。雖然在不斷強調辦案責任下,法院、檢察院不會允許公安機關進行違法的偵查行為,但專項行動容易促使公安機關擴大對共同犯罪中輕微共犯的打擊和平時不作為犯罪處理而為了考核成績作為犯罪處理的情況,檢察院對此進行批準逮捕和起訴,法院進行有罪判決,雖說從法律上并不違法,但對于當事人來說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的。

(三)追求考核而過分尋求配合

公檢法之間互相制約不足與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各自均有考核需要互相支持有關。如上所說的公安機關尋求配合,法院為了年底的案件審結率、會要求檢察院在年底某一時段不要起訴案件,為了獲得案件審理期限會要求檢察院對案件延期審理。檢察院為了年底的案件辦結率也會要求公安機關在某一時間段內不要移送審查起訴。這些考核指標可以說束縛了公檢法各自辦案的行為而不得不互相求助,自然也就影響了互相制約的正常進行。

(四)法院、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偵查權的過分依賴

公檢法職責明確,分工不同,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是對公安機關偵查權的過分依賴。檢察院審查起訴案件時,發現需要補充證據的,可以自行補充或者退回公安機關補充,但檢察院出于人力、物力、財力和偵查手段的考慮,除非萬不得已,一般都是以退查的形式由公安機關進行補充偵查。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需要補充證據的,會建議檢察院補充證據,檢察院又會將法院的要求轉給公安機關,由公安機關補充證據。甚至對于當事人、辯護人在庭上提出的非法取證、重新鑒定等要求,法院也是發函給檢察院處理,檢察院又發函給公安機關補充相關證據材料。對于當事人、辯護人提出的對指控犯罪不利的證據的收集交由指控機關和偵查機關進行??杉ㄔ?、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偵查權的過分依賴是非常嚴重的。讓一個指控有罪的機關去收集無罪的證據應該說是不現實的,也是荒謬的。

三、“以審判為中心”制度對現階段公檢法關系的挑戰

(一)對原有司法理念的挑戰

一項制度的變革必將引起強烈反響,對于根深蒂固的思想的改變更是會引起陣痛。受長期重懲罰犯罪,輕保障人權,重實體正義,輕程序正義的影響,公檢法為了打擊犯罪這一共同目標分工合作成功追訴了無數罪犯,也顯示出了公檢法互相配合的高效率。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強調充分實現程序正義,一方面要求充分尊重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當然也包括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另一方面對訴訟資源和時間上的投入有很高的要求,這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效率。必將引起公檢法相關工作理念、方式等方面深刻變化。如對非法證據排除和證人出庭作證等直接言詞證據原則的加強,有些案件在以往能夠進行有罪判決的,今后未必能夠進行定罪科刑。

(二)對整個偵查訴訟活動的挑戰

1、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挑戰。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人出庭作證的要求也比修改前的刑訴法作了更強制性的要求。但在實踐中,非法證據排除的標準把握不一,很少進行排除,證人出庭作證也不多,庭審主要以宣讀證人筆錄的方式進行質證,對于公安機關偵查人員的取證來說,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比實際做法產生的影響要小得多。而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的提出,非法證據排除和證人出庭作證的直接言詞原則將越來越被重視。偵查人員必須明確哪些偵查行為屬于非法的取證行為才能去避免,比如如何使用偵查技巧而不會是誘供。證人出庭作證的加強,直接言詞證據更有利于法官斷案,為了避免證人翻證等情況的出現,要求公安機關不能再單純地靠言詞證據進行定罪,而要求證人所講的事實有相關證據進行印證從而得以固定,否則證人一旦改變證言又沒有其他證據證實真偽時,案件的證據采信將陷于被動,甚至推翻了原來的案件事實。以審判為中心必然要求公安機關將獨大的偵查權向審判看齊。

2、對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挑戰。以審判為中心,強調了控辯雙方的平等,檢察院對案件提起公訴后與辯方處于同等地位,以往能夠從法院處得到的幫助優勢將越來越少,特別是庭審更將是一場控辯雙方的真實較量而不再是走過場,庭審實質化是對以前形式化的否定。檢察院對依靠言詞證據的定案的案件要更加注意證人出庭改變證言的可能性,不起訴的案件很可能因此增加。而案件一旦起訴,庭審的挑戰也將越來越大。如果對證據來源合法性問題如果準備不足、應對不利,不僅導致證據被排除,也將影響案件效果,放大輿情風險,特別是現在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死磕派”律師。辯護人提前介入且可自行調查,庭上出示新證據的可能增加,公訴人預料不及、難以應對的情況會頻頻發生,公訴人當庭的掌控能力、應對技巧和心理素質等將受到全面考驗。

3、對法院審判的挑戰。法院在案件審理中,對于被告人、辯護人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對偵查人員常用的“施壓法”、“暗示法”、“聲東擊西法”等方法與禁用的“威脅、引誘、欺騙”如何區別,法律沒有做出具體的解釋。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后,如果在庭審中被告人提出偵查機關采用了威脅、引誘、欺騙的方法,法官通過查看同步錄音錄像如何來區別二者的性質,具有一定的難度。法院因為貫徹直接言詞證據原則,當證人當庭改變證言而又沒有物證、書證、視聽資料等客觀證據證明真偽時,如何采信證據,又如何做到案件審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面對越來越多的死磕派律師當庭提出的問題,法官必須有足夠的知識和豐富的審判經驗去應對,這些問題都給法院及法官審判案件帶來新的挑戰和壓力。

四、公檢法關系的重新準確定位

(一)轉變原有司法理念,順應制度改革

公檢法各機關要對自身有正確定位,首先必須立足國情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正確的認識,“以審判為中心”是法治國家訴訟制度的基本特征[⑤],我們要建設法治社會必將涉及改革,但改革不是否定公檢法之間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只要憲法法律沒有被修改,這項原則就不可能被否定。促使公檢法更加慎重地行使刑事司法權力,從而減少發生錯誤的可能,是順應司法制度的科學發展。其次要樹立審判是訴訟中心的理念,改變以“偵查為中心”的原有司法理念。公檢法的地位是同位階的,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講是打破原來的法院審判權、檢察院審查起訴權對公安機關偵查權的過分依賴的不正常現象,將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之間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拉回到符合訴訟規律的正常軌道上。明確審判是中心,偵查、起訴的目的都是為了法院依法定罪判刑,從而自覺將偵查、起訴的標準向審判標準看齊,審判,起訴,偵查的證據標準都是為了將犯罪的人定罪科刑,所以證據標準并非是遞減的,而是同等的。第三在現有憲法法律下,“以審判為中心”必須是公檢法立足于法律規定的職責分工,以法律為準繩去進行法律層面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必須堅持該有的原則,互相配合與互相制約是一個有機整體,不應出現厚此薄彼的現象,更不允許出現沒有原則的配合。

(二)公檢法各自的定位

1、公安機關的定位。以審判為中心意味著以偵查為中心的弱化,以往偵查工作的瑕疵可以在檢察院、法院得到協商處理,今后將更多地是直接否定偵查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偵查只能是為了審判,而不可能奢望審判服從偵查。偵查工作是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開始和基礎,起訴和審判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基礎不牢,案件的訴訟程序將無法進行。公安機關要準確認識偵查工作作為訴訟基礎的重要性,及時調整工作思路,把工作重心放在提高偵查質量、強化證據審查上。要強化對物證、書證、DNA鑒定、視聽資料等客觀性證據的收集,以客觀性證據定案,特別是要避免單純的言詞證據定案,言詞證據的不穩定性將可能在直接言詞證據原則下給起訴、審判工作帶來被動。公安機關要規范偵查取證程序的合法性,避免出現程序違法導致非法證據排除的情況?;掛浞址⒒庸不嗇誆康惱觳樵ど籩貧?,把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的關口,從而促使偵查人員更為自覺地按照法定程序和審判標準收集、固定和移送證據,力爭把偵查工作做得扎實,確保案件立得起、訴得出、判得了。

2、檢察院的定位。檢察院在整個公檢法關系中處于中間環節,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檢察院要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權進行制約需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對偵查取得的證據進行審查,除了審查是否具有管轄權、證據是否確實充分、事實是否清楚外,還要重點審查是否存在非法證據排除或者需要作合理說明的情形,盡可能將非法證據在起訴前進行排除,對于單純依賴言詞證據的案件要重點審查判斷犯罪嫌疑人、證人是否存在改變言詞內容的可能性,防止案件起訴后因犯罪嫌疑人改變供述或者證人出庭作證改變證言的情況導致案件指控的被動。檢察院掌握著審查裁量權,對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進行審前的終局性審查,對于存有疑點和言詞證據難以有效固定的,充分發揮審查裁量權,將案件不起訴或者由公安機關撤回,避免出現帶病起訴的情況,讓真正需要審判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既節約司法資源,又能體現司法機關對案件辦理的公正性。檢察院在審查活動中對法院有法律監督權,但法官的居中裁判地位必須首先得到尊重,在庭審中要把握好在法官居間裁判下與辯方處于同一地位角色,靠證據和公訴意見說服法官而非以公職人員的身份。

3、法院的定位。法院擔負著案件的審判工作,由于證據由公安機關取得并經檢察院審查,可以說法院審判是對偵查、起訴審前行為的評判。以審判為中心強調了法官居中裁判的重要性,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制度的作用和貫徹直接言詞證據原則,以客觀中立的態度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不得先入為主認定被告人罪與非罪,在刑事訴訟法規定全案卷宗移送制度下,法官在庭審前便接觸案件證據材料,容易先入為主。在充分聽取控辯雙方意見,明確案件爭議焦點后,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對疑罪從無,保證案件的公正判決。當然,以審判為中心,法官的居中裁判并非法院孤立于檢察院與公安機關,法院對于案件出現的問題必須及時與檢察院溝通,對于確沒有新證據補充或者補強、補正的,最終再根據證據進行裁判。案件是與社會相聯系的,法院對案件的審判不能閉門造車,否則審判難以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公檢法的關系構成一個完整的刑事訴訟體系,形成了訴訟合力。它們的定位首先應該是立足于各自的職責分工之上再去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改變之前過分強調配合而忽視制約的局面。但改革也將面臨限制互相配合可能導致社會矛盾難以有效解決,追究程序正當如何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利益,如何兼顧效率與公正,如何讓案件更好地在公檢法各機關得以分流從而減輕辦案壓力。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剛剛開始,還有許多相關的制度必將隨著改變,公檢法的關系必將進入一個更加符合訴訟規律的新局面。